不穿马甲的“网络行政”意义何在？
2006-04-10 10:52:01
作者: 朱卫华
不穿马甲的“网络行政”意义何在？
朱卫华
海南临高县人民政府县长符永在今年3月8日赤膊上网，跟网友进行“零距离”平等交流，开中国基层政府行政首脑“网络行政”之先例，可圈可点。
就在符永“网络行政”不到二十天，网上突然有人抛出“左右论”，即“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”。这不是偶然的。因为符永之举显然比“网言”左右政府更让某些人如坐针毡。“左右论”本意在提醒政府，当心被“网言”左右，可符永偏偏逆势而上：主动投身“网言”世界，请求网民们畅所欲言，来把政府“左右”一下。符永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颠覆。“人民政府”就是人民的政府，而网上言论在当今无疑显示着重要舆情，到网上去找民意肯定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之一。“左右论”的出笼也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。
符永的“网络行政”无疑是政治文明的体现，是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与时俱进的体现。今年我国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，我认为，符永之举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创举！至少为民意渠道的高速化和高效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
正如《新京报》一篇评论所说，在旧有的信息传播模式下，我们在行政模式上并无办法突破这一信息瓶颈，因此有时候要么会出现民情无处陈述，要么就被层层行政部门的程序拖延处理。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者不畅通，造成政府与群众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。而临高县长的网络行政，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行政模式可供我们借鉴。
这应是符永“网络行政”的积极意义之一。
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毛寿龙对符永“网络行政”是一种“和稀泥”的态度。他认为，总起来说这是件好事，是县长与公民沟通的一个好方法，西方很多官员都采用这样的方式。但这样的沟通与平时零散的沟通是一样的，是缺乏制度化的沟通。一旦量大了，很容易影响官员个人的工作精力。所以，最好还发挥现在正式的人大，政协，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各种制度化的渠道来沟通与公民之间的信息。
毛教授认为“最好”还是人大、政协。有人大、有政协，这不都是政府的民意渠道吗？这是无可置疑的。但是（我也模仿毛教授来一个转折），在信息流通以小于毫秒的时间单位高速传播的时代，人大政协民意来源的时效性无疑受到了严峻挑战，其程序化和制度化的弊端越来越明显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去年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建立网站搜集民意，这其实就是借助网上言论来弥补其日显滞后的弊端，以提高向政府谏言的速度和效率。真是奇怪得很，一向鼓着腮帮子叫喊“效率”优先的“主流”们，竟然忘记了在民本时代民意转化的效率才是万效之宗！
我认为，符永的“网络行政”之举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，但已经跟毛教授所说的“零散的沟通”有了本质的区别。
区别之一是科技化。如前所述利用互联网这个现代信息工具，提高了获取民意的速度和数量，我们现在民意沟通的最大缺陷就是速度缓慢，数量有限。至于信息质量（包括可靠性、典型性等要素），通过实地调查、了解加以甄别筛选就是了。从行政成本上算，这比贻误民意致使发生严重后果造成的成本要低廉得多。
区别之二是规模化。据报道，符永的一个“班子”都上了阵。我想，如果党委班子、人大政协也这样做呢？如果辖下各主管部门都来效仿呢？就不会存在毛教授“一旦量大了，很容易影响官员个人的工作精力”的后顾之忧。因为在同一地区信息总量一般不会随着“网络行政”人员的增加而成正比增加，而且恰恰相反，由此产生了分担信息处理任务的效果。
区别之三是集中化。有了一个固定的“临高分区”，临高群众的“问题”就不会再到其他网站去陈述。就是说，在这种条件下，政府可以相对集中地了解民情，倾听民声，体察民意。就是说，群众可以方便地找到一个固定的、而且经常有“值班领导”说话“门径”，而不是一个秘书甚至一个保安就可以把人拒之门外。
区别之四是透明化。张三的陈情，张三可以直接得到县长或书记的“亲口”答复，而不必再到官府去找人大代表（因为大多数人大代表都在那里），这就等于省略了一个沟通的环节，同时也可以有效化解群众集体上访的“理由”。因为他们到政府大门口请愿，无非就是要听到“父母官”给个说法。有了网络政府，他们何必再多此一举呢？因此“网络行政”的透明化不仅为群众提供了陈情诉苦的便利，而且也有助于舒缓民怨民愤。
区别之五是制度化。“网络行政”方兴未艾，确实没有人大政协制度化的成熟和老练，毛教授的“制度化”之言不无道理。不过，什么是制度化？无非就是一种人为制定和操作的大家都遵守的一种规则模式而已。符永不是正在搞“网络行政”的“试点”吗？上面派些观察员或研究员去总结一下，提倡各级党政机关实行就是了——这不就是它“制度化”的雏形吗？有了雏形，慢慢完善，相信终有所成。千万不要让它夭折！
这应是符永“网络行政”的积极意义之二。（2006年4月9日 星期日）
QQ:328697550 简单的工作重复做，你是专家；重复的工作快乐的做，你是赢家！
